■　胡红一

大约是12岁那年，我的身高一夜之间蹿到1·75米，早晨起来胳膊腿儿钻进前一天脱下的衣服里，才发现袖口和裤脚短了一大截子，还以为是布料缩水了，也没太在意。背着书包到学校，站在同龄孩子们中间升国旗唱国歌时，才感到高人一头乍人一膀地不自然，就像羊群里突然跑来一头驴。坐前面第一排听课时，后面的学生只见我的后背后脑勺，根本看不清黑板上写的是什么，当天就被那个眼睛很好看的女班主任，将我调到最后一排。

　　 在那段日子真是奇怪极了，我的饭量一个劲儿地噌噌往上长，吃得比家里那头带7个崽儿的老母猪还要多，晚上睡觉时骨头就像刚浇过水的红高粱，能听见嘎吧嘎吧的拔节声……这种一日千里的成长形势，弄得我又是兴奋又是害怕，多年以后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：一会儿像个快乐的耗子，一会儿像个忧虑的傻瓜。

　　 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，中原大地家家户户分田分地，刚刚砸烂吃了很久的大锅饭，自食其力地过上几天舒心日子，父老乡亲们一天到晚忙着从土地里挖金淘银，恨不得把吃奶娃娃也当成劳动力使唤。父亲是乡村医生忙着治病救人，母亲一个人忙完地忙家里，实在忙不过来时，难免会指使我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。说实话，我是个天生不爱劳动的人，就像圣人孔老二说的那样，四体不勤五谷不分。用我娘的话说，叫做伸手不拿四两重。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埋头睡觉，可以不吃饭睡，可以不分天明地黑地睡，可以拾麦穗时躺在两座凸起的坟墓之间睡……为了逃避体力劳动，为了能有时间睡大头觉，我想近一切办法又被母亲一一识破。一天，我突发灵感地搬出桌凳铺开纸笔，拉起将要写作的隆重架式，却有意轻描淡写地对母亲说：“俺要写书当作家哩！”

　　 这一招不仅把母亲吓愣了，还把整个家族给震惊了。因为，翻遍家谱查遍亲人，方圆几十里姓胡的人家，也没出过一个能写会画的秀才。打这以后，只要我做出写作状，就算家里人正忙着降龙缚虎，也没人敢指使我干这个干那个，再苦再累，也心甘情愿地用崇拜眼光看我。倒是那些邻居们建立不起“作家”概念，往往把“写书”当成了“说书”，脑子里立马电光石火地浮现出一个场景和一人人物，那就是趁着一年四季农闲时分，竹杆探路走村窜巷的鼓书艺人——瞎子张浩，说这不是学那“瞎浩”巧要饭吗？见母亲听了脸色不好看，就马上改口说，我看行得通，说好了也能吃饱饭混个肚子圆。

　　“贼船”。也许当年睡过头了，也许确实不是那块材料儿，现如今经常一宿接一宿地失眠，把自己整个熬煎得面如菜色，仍然比山西老陈醋还要酸夸奖自己：啊！文学让我如此“药渣儿”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【牛火火】